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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204年的拜占庭步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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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光纲 发表于 2016-11-3 09: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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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转自拜占庭吧 作者塞纳琉斯之怒

前言

历史背景(Historical Background)

“罗马帝国的衰亡”(The fall of Roman Empire)是迄今为止西方历史中被误传最深的事件。5世纪罗马城的陷落固然是帝国历史中最悲剧性的时刻,但这并不意味着帝国的灭亡。部分原因在于,自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将帝国首都迁往古代希腊城市拜占庭(Byzantine,拉丁语Vyzantion)地区后,罗马及西部省区逐渐失去了其在帝国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不能认为君士坦丁堡的精英竟然对西部帝国的陷落无动于衷。事实上,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直到12世纪晚期,帝国都试图再征服并控制意大利地区。自西部帝国覆灭后,罗马帝国实际上又延续了近一千年,直到奥斯曼土耳其人(Ottoman Turks)于1453年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在此之前,即使第四次十字军带来的灾厄也没有断绝帝国文化和政治的传承。最早自公元1世纪起,帝国公民开始自称为“罗马人”(Romania)。拜占庭帝国这个称呼在1557年首次由一名德意志史学家启用,以显示西部帝国自十字军时代起对东部帝国的傲慢与偏见。


从6世纪晚期到9世纪末,皇帝们所忧虑的外部压力越发严重,也越发接近首都地区。自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之后,与老对手波斯的交锋主宰着帝国的战事,直到希拉克略皇帝(EmperorHerakleios)于628年摧毁萨珊王朝(Destruction of Sassanian Empire)。拜占庭历史上最不朽的军事著作《战略》(Strategikon)于这个时间段的602年面世,一般认为是杰出的将领莫里斯(Maurikios)皇帝所撰。这本书影响着整个中期拜占庭帝国的军事作战风格。然而,拜占庭人的喜悦是短暂的,新一波的北方移民浪潮带来的灾难最终体现于阿瓦尔人(Avars)在628年对首都的围困。4世纪建造的坚固城墙足以将敌人阻挡在外,虽然君士坦丁堡的市民们将之归功于可能在城墙显圣了的圣母(Holy Virgin)。与此同时,伊斯兰在东方的崛起给帝国带来了更大的威胁。新近改宗的安拉勇士们(Warriors of God)以非凡的速度征服了帝国南部和东部的省区。一般认为,帝国试图在东方省区推行统一的大教会的政策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这些地区具有非常多样性的基督教传统以及大量古代宗教的残余,帝国的这种政策则招致了当地的离心离德。持续不断的胜利使穆斯林的军队得以在668~677年之间对首都进行了数次围观。首都坚固的城墙依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却不能阻挡穆斯林无尽的进攻。最终,攻陷君士坦丁堡的寄望让位于伊斯兰内部的分裂,继而发生的内战造成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裂,也使得穆斯林向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扩张终止了。这段充斥着一系列外部威胁和内部分裂的时期,今天称之为“拜占庭的黑暗时代”(Dark Age of Vyzantion)。


自963年被加冕为共治皇帝后,巴西尔二世(Basil II,拉丁Vasileios II)终于976年正式成为帝国的“大皇帝”(Senior Emperor)。在长达50年的皇帝生涯中,巴西尔二世巩固了帝国的行政,并有效地通过战争将帝国拓展至7世纪以来最大的疆域。巴西尔最伟大的胜利是其于1014年大败保加利亚人的克雷迪翁战役(Battle of Kleidon),据说他俘获了15000名敌军士兵。有关他将99%的俘虏刺瞎,并让剩下那部分被刺瞎单眼的人带领他们返回保加利亚的故事,其真实性是令人怀疑的。而他的外号“保加利亚人的屠夫”(‘Bulgar-Slayer’,拉丁‘Bulgaroktonos’)则最早创造于12世纪。巴西尔不是一位革新者,他的贡献在于巩固并加以完善了自10世纪早期以来沿用的政策和军事策略。

帝国的兴衰伴随着不同能力的君主,11世纪早中期那些将巴西尔的功业挥霍一尽并败家更甚的无能君主们似乎非常符合这一说法。最开始的时候,事情并不是只往坏方向发展的。西西里(Sicily)的大片区域从它们的穆斯林统治者手上夺回,并且帝国重新确立了在亚美尼亚(Armenia)的统治权力。相比之下,查士丁尼在6世纪再征服的意大利领土,逐渐被诺曼人(Normans)侵蚀占据,甚至帝国在西西里新近收复的领土也不能幸免于难。之后,诺曼人又将他们贪婪的目光转向了希腊地区。同样,包括安条克(Antioch)和奇里乞亚(Kilikia)在内的帝国东方领土也逐渐丢失。1071年的曼奇刻尔特战役(Battle of Manzikirt)的大败是帝国衰落的顶点,导致了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占领了大部分的安纳托利亚。与曼奇刻尔特的大败同样令人吃惊的是,在此之后近十年因皇位争夺而发生接连不断内战的情况下,帝国可能依然保持着其最核心的领土。

帝国的内战由杰出将领阿莱克修斯·科穆宁(Alexios·Komnenos)的最终胜利而告终。然而就在这时,诺曼人开始将他们的目光扩大到整个巴尔干地区(Balkans)。内战使得帝国陷入一片废墟,军队无序不成建制。虽然贵族阶层内部的分裂并没有真正被消除,但是阿莱克修斯依然抵挡住了诺曼人并巩固了他的权力。与此同时,第一次十字军的东征军队到达了帝国的边界上。一封传说是由阿莱克修斯所写的信邀请了这支军队前往东方,但是其真实性值得怀疑。无论如何,不管是由于初来乍到还是他们超出预计的巨大数目,这些十字军战士给皇帝带来的只有头疼。尽管如此,阿莱克修斯足以应付这个挑战,他设法使他们往叙利亚前进,并成功利用他们收复了尼西亚。他迫使十字军战士们发誓在攻克安条克后将这座城市交换帝国。阿莱克修斯努力稳固帝国行政机构与军事实力的事业一直持续到1118年他逝世为止。


与11世纪中期皇帝们不同,阿莱克修斯的两位继任者都证明了他们是强有力的君主和杰出的军事指挥官。由于其伟大父亲建立起的稳固统治,约翰二世(Ioannes II)得以进一步收复失土,特别是东部地区。他重夺了奇里乞亚,并迫使法兰克人的安条克公国(Principality of Antioch)向帝国宣誓效忠。约翰对宫廷生活进行了改革,特别是对王冠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以使其不同寻常。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因为意外地中了毒箭而英年早逝,他将会取得更伟大的成就。

曼努埃尔·科穆宁(Manuelos·Komnenos)试图延续他前任的伟业,然而结果却是喜忧参半的。他早前试图通过进攻塞尔柱人在伊康(Ikonion),即科尼亚(Konya)的苏丹国以扩大帝国在东部领土的意图失败了,而越来越多前往十字军诸邦的西方军队也带来了新的麻烦。在此之后,曼努埃尔将他的注意力转向西部并试图收复意大利的领土。他的军队于1156年成功地控制了巴里(Bari)和大部分的阿普利亚(Apulia)。但是由于远征军统帅政治上的无能,疏远了盟军,这项成果很快便又失去了。相比之下,曼努埃尔在巴尔干北部取得了更大的成功,1167年他在塞姆林之战(Battle of Semlin)中获得了对匈牙利人的决定性胜利。据说曼努埃尔在他的军队中引入了西方传统,虽然这种影响更多是于骑兵而非步兵。

自12世纪开始,帝国的政治形势急剧恶化,怀有敌意的西方势力越发强大。这些势力包括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诺曼人在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王国,以及意大利诸航海城市共和国。包括比萨、热那亚和帝国过去属地威尼斯在内的航海城市共和国尤其麻烦。他们逐步侵蚀着帝国的财富和贸易资源,特别是来自东方珍贵的奢侈品——丝绸和香料。皇帝们试图通过与其中一方结盟来钳制另一方的策略来解决城邦们带来的问题。不幸的是,只有通过授予贸易特权才能与航海共和国结盟,而这样的结果却是进一步地损失帝国的人头税和商业税。在曼努埃尔统治的后期,他试图采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措施,即剥夺意大利人的一切贸易特权并将他们驱逐出城市。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项措施被证明是适得其反的,意大利人更加努力地攫取帝国商业利益和蚕食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土。这种努力的最终表现为威尼斯人带领第四次十字军劫掠了扎拉(Zara),并于1204年攻占了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自11世纪起,帝国受到东方世界文化的影响开始减少了。伊斯兰纪元早期那种俗称阿拉伯性格的文化宗教活力和新鲜气息逐渐衰退了。自12世纪起,西方世界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十字军运动和航海运动,使得越来越多新的思想观念唤启自西方,纵然大部分文化传承依旧是由罗马传入西方。

第四次十字军到来之前的二十年对帝国来说是一段悲伤的岁月。一连串的昏君与失败者无休止的复仇给帝国造成了严重的伤痕。科穆宁王朝(Komnenoi)最后两任皇帝每一位只在位了三年,并且没有做出任何贡献。继任的安苴利(Angelos)家族由于帝国贵族们因为如何应付西方势力而分裂的问题亦没有做出什么改善。在罗马帝国,这样的分歧并不仅意味着争论,而是政变,反政变与无休止的内乱。这些帝国的精英们没有能力提前看破威尼斯人的阴谋,更无法有力地阻挡第四次十字军的兵锋。


军事背景(Military Background)

罗马共和国和早期帝国时代强有力的职业军队在拜占庭中期便不复存在。虽然在首都和各大城市还有少许职业士兵,但是绝大部分的作战人员却由通过服役获取耕地的半职业军队和大量临时征召兵与雇佣军组成。

众所周知,早期罗马军队的骨干力量是步兵。骑兵最初只是来自外省的辅助部队,其作用也非常的局限。军团的强盛依赖于稳固的步兵线——众多由巨大盾牌所保护的重装步兵。在那个时代的已知世界里,没有一支步兵可以与之媲美。随着时间向古代晚期推移,帝国面临新的威胁以及运用着陌生军事技巧的军队。帝国的新敌人们拥有越来越多数量的骑兵部队,且并不是一般的骑兵,而是装备了马镫和重型马甲的重装骑兵。罗马军队的应对方式是启用一种他们遭遇并击败过的希腊军队武器——萨里沙(sarissa)或长枪(Great Kontarion)。罗马的高级将领并没有因为罗马军团曾击败手持这种武器的希腊部队而忽视它们的实用性——能有效抵御骑兵正面攻击和对抗缺乏纪律及组织性的步兵。长枪的引入从另一角度看也刺激了军队开发出正确有效的战术。使用这种最高长达5米的武器,需要再一次拾起4世纪时维吉提乌斯(Vegetius)所哀叹的,罗马军队已经松懈了的高强度训练。掌握正确的行军步伐节奏是使用这种笨重的武器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技巧。

从古典时代到早期罗马帝国时代,弓箭技艺是只属于北方蛮族附庸军的领域。直到古代晚期,情况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以至于《战略》的作者在他的书中提到,称之为罗马开弓法(Roman Draw)的拇指开弓法(Thumb Draw),这种开弓法最早源自游牧部落的骑射技艺,并不同于波斯人的三指开弓法(Three-fingered draw)。


自6世纪起罗马开始采用马镫技术,步兵和骑兵之间的旧有平衡被改变了,骑兵成为了主宰野战战锤的力量。在此之后,步兵的战场作用更像是移动堡垒。步兵方阵通常是用来抵御骑兵最猛烈的冲击。同时,步兵也可以通过吸引敌军的注意力,以便罗马骑兵发挥不同寻常的强大追击能力与灵活机动能力。大体上,步兵依旧保留着它曾有的进攻能力,只是发挥这种能力的场合变少了。

步兵在攻城战中的接触能力依旧如是,无论是作为进攻方还是防守方。自6世纪末,牵引抛石机(Traction Trebuchet)从中亚引入拜占庭,7世纪起,它就成为了步兵部队远征的标准配置。这种机械的优点在于其操作简便且相对能掷出破坏力更大的重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立刻取代了早期的弹力抛石机(Torsion Artillery)。发射石块与弩箭的弩炮(Ballistae,希腊语Vallistrai)虽然破坏力不及牵引抛石机,但是胜在更高的命中率。牵引抛石机的坚韧性和简便操作使得其取代弹力抛石机,而后者则成为防御器械。12世纪,平衡重锤(Counterweight)的发明是抛石机技术的巨大飞跃,有证据证明这是由罗马人发明的。平衡重锤解决了牵引抛石机在冲量方面的不足,同时使得抛石机更容易瞄准目标。根据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Niketas·Khoniates)的记载,安德罗尼库斯·康斯托特发诺斯(Andronikos·Kontostephanos)将军使用的抛石机精准的打击了泽蒙(Zeugminon,即Zemun,今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附近)城墙上的一处木制走廊,造成了众多匈牙利士兵的伤亡。平衡重锤的出现也使得载重量更高的大型攻城器械的发明成为了可能。

黑暗时代的再临,外敌的威胁和自8世纪起的宗教分裂,致使罗马军队重新认知了两种古老的东方式铠甲——鳞甲(Scale)和札甲(Lamellar)。他们都是由体型形状大小规格接近的,由金属、动物角质或皮革制成的甲片所组成。今天看来,它们的区别在于,鳞甲的甲片是一片片固定在一个底面上,底面是衣物或皮革,且甲片是向下重叠的。而札甲则首先将甲片成串连为一排,再向上重叠起来。由于组成的大量甲片是规则且大小适中的,这两种铠甲和锁甲(Mail)一样容易制造。不同于锁甲的是,它们有着更强的防护能力。10世纪初的记录并没有系统地区别步兵甲和骑兵甲,但是由于骑兵是军中的精英力量,所有肯定优先使用高级的铠甲,这也的确记录在了10世纪后期的军事手册中。11到12世纪,随着经济的增长,有证据表明一部分步兵又可能获得高级的装备了。由于第四次十字军之后,拉丁帝国对首都长达60年的占领和帝国持续的贫穷,军队的发展被激烈地阻碍了。札甲从罗马人的军队中消失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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